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中最为惨烈的一仗，也是延续唐朝国祚最为重要的战役之一。这场战役最终虽然以安庆绪和尹子奇的叛军获胜而告终，但却足足阻挡了叛军南下达到十个月之久，为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调整平乱策略，重新夺去长安和洛阳两京创造了战机。而张巡和许远率领不足七千人镇守睢阳，也让江淮免于被叛军攻陷，使得唐军有了稳定的后勤基地，也为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唐军平定叛乱奠定了基础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张巡和他的军队被认为是扭转战局的英雄，受到后世官方和民间的广泛爱戴，老百姓们甚至给他们立庙祭祀。
史书记载，当时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和兵镇守睢阳城，他们手里的军队只有六千八百余人。而他们面对的是安庆绪手下大将尹子奇，叛军的兵力多大十三万之众。在这种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，周边的唐军的将士都吓得不知所措，可是张巡和他的战友们却无所畏惧。睢阳将士面对敌军的优势兵力，不但阻挡敌军十月之久，还先后歼敌超过十万人，创造了我国古代守城战中的最大奇迹。在寡不敌众城破之后，张巡等人还拒绝了叛军统帅尹子奇的招揽，最终三十六位英雄英勇就义，成为了民间百姓口中的传奇。
很少有人知道，睢阳之战虽然兵力差距极大，而且战况非常惨烈，但是并非没有取胜之机。张巡是从县令位置上走出来的名将，他在安史之乱中所面对的战争都是以寡击众的。不论是防守顿丘，还是转战宁陵，他在兵力上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。可是他却充分利用县城地形的优势，积极展开防御，最终逆袭了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安禄山叛军。在同时代的名将中，要说以寡击众的能力，即便是郭子仪、李光弼等人也不敢说在张巡之上。而张巡在睢阳仅仅不到七千人，就给叛军造成了超过十万人伤亡，可以说他们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一遥。
与此同时，在张巡防守的睢阳周围，却也有两支大军驻守，他们的兵力都在张巡之上。其中一支是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，另一支是河南都知兵马使许叔冀。这两人分别驻扎在临淮和彭城，具有以逸待劳的生力军。从军事角度出发，只要他们投入睢阳战场，不但能解睢阳之围，还能给张巡创造出逆袭的战机。他们如果出兵保持睢阳后勤路线的通畅，也可以极大的缓解睢阳军弹尽粮绝的危机，睢阳也不至于因此而陷落。可是当睢阳被叛军逼入绝境时，张巡派大将南霁云向贺兰进明和许叔冀求救，得到的却是见死不救的回应。
史书中详细的记载了南霁云向贺兰进明和许叔冀求救的事情，也对这两位的反应做出了详细的记载。当时南霁云是先向许叔冀求救，得到的却只是布匹数千。南霁云也辗转找到贺兰进明，可贺兰进明也拒绝救援。当时贺兰进明为了拉拢南霁云，还设宴招待他，想让他脱离睢阳战场，投入自己麾下。面对贺兰进明不但不出援兵，还临阵挖墙脚的行为，南霁云非常愤慨。他拒绝了贺兰进明拉拢，还断指立誓，声称若能在睢阳之战中活出来，必然带兵消灭贺兰进明。但最终南霁云跟随张巡战败后被杀，自然也就没法追究贺兰进明见死不救的责任。
后世学者们对贺兰进明和许叔冀见死不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，认为他们是嫉妒张巡的战绩和声望，所以才选择了见死不救的做法。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，但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中的问题。很多人将这种说简单的理解为贺兰进明、许叔冀二人与张巡的个人恩怨，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。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，这两人与张巡并没有直接的交往，个人恩怨而造成的嫉妒几乎不存在，又怎会因此而见死不救呢？实际上这两人对张巡见死不救，既不是惧怕睢阳战场的尹子奇大军，也不是嫉妒张巡的战功声威，而是朝廷内斗所致。
睢阳之战前后，唐朝正好进入了新的政权更迭。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，而唐玄宗李隆基则进入蜀中避难，被尊位太上皇。在这种政治背景下，唐朝进入了二元政治的格局，朝中关系非常复杂。张巡抵抗叛军从防守顿丘的事后就开始了，也是从这时候一步步走上巅峰，成为河南节度副使的。在早期，张巡只是县令的小官，手下也没有正规军，都是地方义军集合。李隆基任命吴王李祗为河南都知兵马使后，这些义军聚集到李祗麾下，被称为吴王兵。由于张巡作战勇猛，战功卓著，因而成为吴王兵的先锋使，还被李祗推荐为委巡院经略。
安禄山攻陷东都洛阳后，李隆基又委任虢王李巨为河南节度是，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、黔中节度使赵国珍、南阳节度使鲁炅，先领三节度事，组织南方军队抵挡南下的安禄山叛军。此时张巡又成为李巨麾下的先锋，辗转于顿丘、宁陵等地作战。李亨即位称帝后，把张巡升任河南节度副使，让他率领河南的义军抵挡叛军。可如此一来，张巡的职权与担任河南节度使李巨发生冲突，所以军中矛盾便出现了。由于李巨是李隆基任命的，而张巡又是李亨任命的，所以朝中两派的政治斗争便延续到了战场上。
当时虽然李隆基已经退为太上皇，但仍旧在蜀中遥控着朝廷的政务。张巡之前跟的李祗和李巨都是李隆基安排的人，所以在李亨即位后权力逐渐被收回。李亨先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，然后又让贺兰进明替代李巨为河南节度使，通过这种办法抓紧了河南的军权。
可是李亨的小朝廷内部也是矛盾重重，其中宰相房琯与贺兰进明便有着针锋相对的矛盾。李亨刚刚即位时，就想起用贺兰进明为御史中丞，但被贺兰进明拒绝了。贺兰进明还向李亨进言，说房琯虚名无实，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，请求李亨将其罢相。
李亨虽然没有听从贺兰进明的建议，却也让房琯非常记恨贺兰进明。贺兰进明当了河南节度使后，房琯就任命自己的心腹许叔冀为河南兵马都知使者，到河南掣肘贺兰进明的军权。因此在张巡面临睢阳之战的困局时，正是贺兰进明和许叔冀斗争最厉害的事后。他们双方都怕派兵支援睢阳后，反而被敌人断了自己的后路，所以干脆拒绝支援睢阳。而河南周边其他军队，又都是原来节度使李巨的人马，倾向于太上皇李隆基。他们对于张巡这个新皇帝提拔起来的人非常嫉妒，自然也不愿派兵支援，于是张巡就陷入了睢阳的困局之中。
除此之外，张巡过低的官职，也让他在朝中无人，得不到更多的支援。在安史之乱前，张巡只是真源县的县令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张巡反对投降叛军，拉起义军队伍，转战真源、顿丘、宁陵、睢阳等地。虽然在此过程中战功卓著，官职一再升级，但是并没有在朝中当过一天的官，更没有朝廷大员支持。
李亨即位后，支持新皇帝和支持老皇帝的两派暗中争权夺利，而张巡却在这之中处于尴尬地位。一方面他在当县令前是李亨的太子府出来的人，又被李亨提拔为河南节度副使，算是新皇帝一派。可是他立下的战功大多是在李隆基时期打下的，身边的将领都是李隆基派系的，这让他在新皇帝阵营中也不太讨喜。
从当时唐朝的政治环境看，二元政治导致的派系对立非常明显。李亨面对这种情况，他选择的是集中兵力收回长安和洛阳，然后借着威势逐渐从李隆基的人手中收回兵权。所以对远在睢阳的张巡，是完全被忽略在朝廷大政方针之外的。而在河南周边的将领们，除了贺兰进明和许叔冀暗中内斗以外，很多将领也是在观望朝廷的形势。有的希望借此扩大地盘，走向藩镇割据的道路。也有的希望等朝廷内斗分出胜负后，再考虑站队的问题。而出兵救援睢阳，实际上就是选择靠向李亨，在政治形势不明朗之前，贺兰进明和许叔冀对此都很谨慎。
睢阳作为河南兵家必争之地，在安史之乱中的地位非常重要。张巡把守住这个南北交通要道，加重了他在整个战局中的影响力。但是在政治斗争中，张巡尴尬的身份使得睢阳成为了烫手的山芋。只要占领睢阳，必然要面对安庆绪大军无休止的攻打。这既不利于保存各方的实力，也不利于政治斗争的灵活性。反而丢失睢阳会是大罪，容易被政敌抓住小辫子。所以贺兰进明、许叔冀等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想把这个难以对付的黑锅盖在对手头上。他们各怀鬼胎，深知政治斗争中无过便是功的道理，宁愿牺牲张巡，也要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。
实际上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李隆基和李亨父子身上，也从朝廷中影响了整个平乱战局。李隆基想要李亨带兵平乱，却又舍不得手中大权。李亨想当真正的皇帝，不愿意军权控制在李隆基的人手中。双方在朝中争权夺利，在战场上的互相推诿扯皮，暗中下绊子，巴不得对方打败仗丢兵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张巡面临尹子奇十多万大军围攻，又被困在睢阳无法动弹，于是成了朝廷内斗的牺牲品。而周边的其他将领，如贺兰进明等人都打算拿睢阳城破的罪名做文章，从政敌手中夺取兵权，自然不会选择主动救援睢阳。